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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血汗制工厂进行到底?
――富士康十一跳;本田佛山罢工;波兰总统专机
车宏卿
标签:富士康 三资企业 油价 中波 对比
●明白了“小鼻子比大鼻子难揍”的深刻性
到5月25日,作为台商经营的富士康企业,已经出现了第十一位跳楼者,已经是九死两重伤。与此同时,本田佛山中外员工工资相差50倍,数百人罢工,本田佛山厂正在成为第二个富士康。这样的新闻,才让我决定恢复已经中止了两个月的博客写作。说实话,国际石油市场,油价即使降到每桶60美元以下,中石化和中石油还继续坚持一升油7块钱左右,我也不会说什么。因为这些垄断寡头们,已经不仅仅是“难揍不难揍”的问题

1994年,与出生于香港就职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陈佩华博士,当时中国企业联合会的李兆熙先生,中国工会学院的冯同庆先生,北京社科院的柴英先生、戴建忠先生一同调研中国三资企业基本情况时,走访过三类企业:一是像北京吉普、德国西门子等欧美经营、管理的企业;二是日、韩经营、管理的企业;三是港、台经营、管理的企业。那时候,大家感觉,欧美经营、管理的企业,比较人性化,比较尊重职工的权益,职工收入水平比较高,职工对企业的满意度也比较高。

那时候,不知道谁给总结出两句话:“在三资企业中,小鼻子(日、韩、港、台经营管理者)比大鼻子(欧美经营管理者)难揍;港台商人比日、韩商人更难揍。”当时,只是觉得有道理,也比较幽默。现在,则懂得了这句话的深刻性。

深刻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深刻在富士康的信息披露上。我记得,初期的几跳,有些人被说成“不是富士康的员工”,有些人被说成“患有精神病”,有些人被说成“感情受挫”,有些人被说成“父母离异,从小性格孤僻”。总之,台商经营的富士康,总是找各种借口缩小职工跳楼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深刻在老板的从容应对上。奥巴马,作为一国之总统,面对29人在矿难中死去的悲剧,竟然及时出现,而且读遍每个人的名字;郭台铭,作为富士康的主要投资人,却只是在富士康发生了第11跳之后,才决定去企业看一看。总之,让人感觉不到台商郭台铭以人为本的管理意识,并给“港台商人比日、韩商人更难揍”作了一个像样的注解。

●明白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艰巨性
上小学时,有人抄袭作业,老师批评人家是拔苗助长。当时,对“拔苗助长”这个词,还真不知道老师用得对不对。现在感觉,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的矿难基础上,是建立在一座座血汗制工厂基础上,是建立在几个外国人拿走大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拿走小头的基础上,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绝不会是建立在健康、持续、和谐发展的基础之上。
富士康正在演绎着现代版的泰罗制:劳动者就像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享受不到生命的乐趣与自由,足以让自杀成为脆弱的个体的解脱。这种工厂制度,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话题正好背道而驰。如此,富士康正在摧毁深圳特区原有的改革开放的形象。看来,这样的情况,绝不能一百年不动摇。当然,有多少人认识到了这一点,还是未知数。
●明白了你我都成为“十一跳”的助推器
随着富士康员工坠楼数量改写为“十一连跳”,我开始明白“十一连跳”背后的若干原因。捞取最大的利润,是投资人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台商最是重利者;国际市场进口量大减,作为全球最大的手机代工厂的富士康,出口量大幅度下降肯定成为必然;全球投资人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最为庞大的市场,可是,中国却没有一个心理成熟的庞大客户群体:中国最广大的手机用户在不断追求美观、大方、低价、高效的同时,也正在一步一步地给富士康的工作者们施加压力:老板要猛赚钱,工作者就要更猛的工作,就要更加没有自由。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能诱发出各种怪胎来;钱的魅力是无穷的,它能折磨得你,连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该选择生还是选择死。为了生存,不得不迈进能够让人见到一丝亮光的富士康黑洞的时候,是为了选择生;然而,当越来越不想被严重捆绑在机器或者流水作业线旁、离开机器或者流水作业线又不知道怎么活的时候,死,的确是一种解脱。
十多年前,记得有人说,当一位欧洲的小女孩听说脚上的鞋子是中国大陆一家偷偷雇佣童工的企业生产的之后,立即拒绝继续穿用。十年后的今天,有多少中国人,为了图便宜、图痛快,还在继续大量使用一次性的东西?甚至还提升到一次“性生活补贴”?尽管,都知道,那的确是一种浪费,一种犯罪,不利于社会、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明白了“波兰政府没钱更换总统专机”的原因
听说波兰政府就该不该将前苏联时代的专机换掉已经辩论了很多年,但因为政府财政拮据,专机更新的计划始终无法实现。起初,在我看来的确是一种笑话。看过一则介绍波兰经济发展方式的资料后,终于明白波兰为什么没钱更换总统专机,同时也明白中国血汗制工厂的一定生存土壤。

资料显示,2009年波兰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3,044美元,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18位,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截至2009年底,中国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793美元。由此可见,波兰的发达程度远远高于中国。

但是,中国国家的收入分配主体为政府、企业、居民,现有分配比例为33:30:37,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通常是13:27:60。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老百姓应占收入分配的最高比率。如果按照中国的收入分配比例,每年33%的国内生产总值会属于波兰政府所有,换言之,波兰政府每年应该有1,640亿美元的收入,买一架2亿美元左右的波音747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波兰政府将所得收入都还给了人民。波兰不仅实行全民免费教育,而且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看一看在血汗制工厂工作的人们,看一看中国大批低收入人群,再想一想因为藏富于民而没钱买专机的波兰,我倒是想说:我们中国大陆,既不能没钱买专机,也不能让更多的人工作在血汗工厂。如何做到这一点,恐怕正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内容。(20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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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宏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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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4月22日生,河北衡水景县人;河北师大政教81级本科生;华东师范大学85级国际共运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姜琦、张月明、周尚文;1988年获硕士学位;1995年被北京市高评委评审为社会科学专业副研究员。正研究员之职称,目前一直没有动力去解决。这年头,真有了称职,也不一定有多大用。顺其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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