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中人观天下”博主自语：

习近平同志在深圳考察讲话时曾经提到苏共的解散以及“竟无一人是男儿”这句古诗，让我想起20年前曾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现在，总也没时间写博文，觉得对不起网友们。翻一翻箱子底，看一看，有什么东西，或许能够让大家喜欢。

以下这篇东西，说实话，是我当时构思一两年之后形成的。因为，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一是特别想说，二是怕说得过了头，给编辑添麻烦，三是也不愿意给自己引火烧身。后来，经过长时间的积淀之后，突然有一天，灵感来了，于是一气呵成，最后，自己感觉效果也还算可以。

当然，拿20年前的东西来糊弄网友，良心上有点过意不去。如果大家喜欢，我心里可能会好受一些。

改革岔路口，官员当何为?

——从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改革说起

车  宏  卿( 1995年4月23日星期日编辑)

关键词：老文章　俄国　沙皇　苏共　中共　官员　改革

    19世纪中叶俄国历史上有这样一段记载，1855年登基的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面对俄国农奴制危机日益严重，农奴起义揭竿而起，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严峻现实，向贵族地主阶级发出呼吁：改革农奴制势在必行，“从上面解决要比由下面来解决好得多”(《俄国通史简编》)第 102页)。再拖延下去，只会更加激起狂怒只会给整个国家，特别是给地主造成有害的、灾难性的后果。他并且宣布：“诸位请相信，凡是为保障地主利益能够做的一切，都做到了。”(《俄国通史简编》)第 107页)此后，亚历山大二世的大臣们听从了沙皇的忠告，同意放弃一些眼前利益，给农奴们以自由，为保江山舍小利，君臣同唱变革曲。1861年 3月，亚历山大二世正式批准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农奴改革法令》。列宁曾评价说，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是由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的改革。这是俄国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前进的一步。”(《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3页)改革的结果，从贵族地主方面看，维护了自己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废除农奴制符合历史发展的大潮流。

    20世纪80年代末，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故乡，又经历了一次社会制度的变迁。如果说，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因自上而下改革，因而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同样在俄国这片土地上，原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到1991年停止了运转这一事实，却着实需要人们作一番深思。

    实际上，早在1989年波兰等东欧国家就开始了社会制度的演变。自1948年以来，东欧绝大多数国家沿袭了原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东欧各国社会制度的演变，已经预示了苏联制度的必然演变。在这些国家里，绝大多数人早已意识到旧体制非改不可，不改就没有出路。前波兰统一工人党最后一任总书记拉科夫斯基，70年代末就曾大声疾呼，绝不能把过时的旧体制带入80年代。但是，时隔多年，东欧及原苏联的改革都没有实质性进展，一是各国执政党内始终意见不一，二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不肯放弃眼前利益。所以，没有一个国家的改革能改得动。于是，人们的认识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认为这个体制不能改造，不可救药，要把旧体制甚至连同整个社会制度全部推倒重来。这种认识，构成了东欧和原苏联剧变的思想基础。美国总统克林顿说：“我们必须铭记共产主义和苏联瓦解的主要教训。我们从未在战场上打败过他们。苏联是从里向外倒塌的─—由于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失败。”(东方出版社版《克林顿》一书第254页)

    上述两个世纪中两次社会制度变迁的不同结果，给人们显示出了这样一个简单、明确的事实：一种社会制度或体制，一旦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如果执政者上下同心，勇于舍去眼前利益，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那么，即使是相对反动的社会制度，也会在一段时期内获得活力，统治者也会获得其较长远的利益；反之，即使本来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照样会因为一再贻误改革的时机而走向历史的对立面。人们一定不会忘记，在社会制度首先发生演变的波兰，正是原来执政的统一工人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推翻了波兰社会主义制度。人们自然也会明白，为什么1991年 8月23日，暂停苏共活动的法令宣布以后，原苏联没有举行哪怕是一次要求保留苏共的游行和罢工。

    本来，亚历山大二世和原苏联领袖们之间，至少在以下两点是不可比的：一是亚历山大二世毕竟代表的是少数贵族地主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原苏联共产党领袖们应该是代表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只是在客观上符合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因而使以他为首的统治集团得以继续维持了几十年的统治。而原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但是这一发展进程却长期处环境停滞不前的状态，并且终于毁灭了这一历史进程。正是这前后相差一个世纪、本来不可比的两段历史，给仍在探索社会主义进程，坚信社会主义未来的人们打了一个大问号：作为改革时代的领导者们，为什么其胸怀和眼光还不及亚历山大二世及其大臣们?本来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社会主义制度，怎么可能葬送于代表人类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手里?共产党人如何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向前?

    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左”倾错误干扰之后，党早已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一批领袖们高瞻远瞩，一是从1979年以后，努力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紧紧抓住这个中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改善了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正是国为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带来的深刻变化，保证了中国在1989年国际风云变幻中渡过难关。二是大力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再倡导党风建设和廉政问题，给人民以希望。三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力倡精简机构和转变政府职能，并且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写入1993年宪法之中，以此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胜的决心和信心。

    但是，勿庸讳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影响全局的问题。比如，在建立健全民主制度方面，已有监督机制的实践证明：执政者自己监督不了自己，下级监督不了上级，无权的监督不了有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健康发展，非常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再比如，尽管邓小平、江泽民等最高层领导，深刻认识到了党政机关再也不能象过去一样，用行政命令手段管理经济。各具体经济部门，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更是强烈要求减少党政机关的行政干预，然而，一些党政机关干部并没有真正听取最高领导的心声，或者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并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为重，减少或放弃长期以来拥有的既得利益。在整个中国大改革大转变时期，他们仍然想方设法维护已有的既得利益。比如，现在各种翻牌公司的出现，使得企业界一致呼吁：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党政机关企业化。党政机关企业化之后，不少人便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掌握的关系网和短缺经济状态下的双重价格体制，从中捞取暴利。还比如，为了维系庞大、臃肿的政府机构的运转，每年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要被花费掉。这些问题不解决，作为国民经济主要支柱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就难以卸掉包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难以早日实现。

    现在，中国改革能否继续向纵深挺进，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大问题。1992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 5月的首钢讲话，有着极强烈的现实意义。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小平同志想人民之所想，反映的是人民的心声，为全中国老百姓谋求长远的利益。亚历山大二世只是为了少数贵族地主统治集团的利益。但是，这两个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代表的领袖人物讲话的对象是共同的，主要是针对整个社会管理阶层中的一部分管理者。邓小平同志说，真正的毛病就出在上层建筑的机制和改革上；并一再强调，时间不多了，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感慨地说：路啊，历来是明摆在那里的，走得快，走得慢；走得好，走得坏，那就看你走的路第一是对不对，方向对不对；第二是走得好不好。古人也曾感慨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东欧和原苏联演变，给我们提供的教训之一就是，人民不再要一些居高临下的官僚们向他们指手划脚。这是人民抛弃斯大林模式社会制度的一个原因。愿社会上所有有识之士，汲取古今中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铭记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心胸开阔一些，换一换脑筋，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好，走快，走对。（此文原发表于首钢研究与开发公司主办《生产力之声》杂志1993年第 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