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语：

有朋友发来《感受香港政治细节》小文。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组成部门，对中国未来走向，应该比当年设立的经济特区深圳有着更大的参考、借鉴的价值，相信也会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参考、借鉴的价值。

香港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加大对香港的关注，也是非常应该的，所以，本博主愿意将此文转发给大家欣赏。主标题是本博主所加。

有制衡，就会有持久魅力

--原题：感受香港政治细节

不久前，我和25位来自内地不同媒体的记者组团赴香港采访。在几天的采访中，我觉得，如果把香港特区政府比喻成一个人，她像是一个谨慎持家却又做不了主的女人——常常被批评、质问，但也因此而变得更单纯与贤惠。这个城市的繁荣，与这样的政府的的确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蹲守”的媒体

在香港特区政府新总部大楼的大厅里，有很多香港记者在这里长期“蹲守”。如果有时间，在进行简单的身份登记后就可直接进入一层会议室旁听政府会议。

我们和香港政府新闻处一位年轻的助理新闻主任小黄聊起了香港媒体。小黄介绍说，即使是知名度很低的报纸，只要提出采访要求，他们都会尽快给出书面答复并尽量安排采访。在他看来，香港记者提问方式要“尖锐得多”，他们采访官员时往往不停地追问，不停地打断，“非要得到一个答复”，而在政府新闻处，会有一些公务员每天读报纸，负责收集重要信息。

“香港企业办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会不会给记者车马费啊？”一个内地同行突然凑过来问。看见小黄不解皱起眉头，有人提醒道：“就是礼品、红包啊。”

“给记者发钱喔？不可以的！”小黄恍然大悟般，连连摆手。

“不收礼”的公务员

香港大约有15.6万多名公务员，每45个人就有一名像小黄一样的公务员。作为普通香港公务员，如果获赠的礼物价值不超过50港元（这相当于买八份报纸的钱）可以私人保留礼品，但仍需填写申报表，供部门存档。

如今打开梁振英的个人网页，能清楚地查到这位新任特首在过去几个月内收受的公务礼品清单——四盆兰花、三个花篮、一瓶香槟酒、一本书、一套光碟、及七套学习卡。至于处理方式，他要么到政府物流服务署估价后把喜欢的礼物买下来，要么将礼物交给政府。

作为香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适度与保守”的原则已经渗入到这个官僚体系的一点一滴中。

它渗入到公车的使用里。截至去年7月，香港拥有6343辆政府公车，但如果算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和立法会主席，能够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不到40人。每十个公务员里有九个人习惯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

它渗入到公共宴请的标准中。这里的公务接待标准分别是午餐人均350港元与晚宴人均450港元，菜品上原则上不超过六道。

它甚至渗入到一张公干出差的机票中。2008年，时任特首曾荫权赴美国旧金山出公差，彼时他恰好有私人前往美国休假的计划，结果，公家没给报销，特首自掏腰包。

“动真格”的立法会

立法会在香港被视为民意的代表，拥有制定法律、审核及通过财政预算、对政府工作进行质询，甚至弹劾行政长官的职权。而每周三召开的立法会会议都将在香港直播。

在这里，一切都是“动真格”的。去年年初，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就曾以“14票支持，40票反对”否决了特区政府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拨款申请。

这样的制度安排也决定了香港审计制度的良好运行。每年4月和11月，拥有独立地位的香港审计署都要向立法会递交报告，对各个部门的大小问题做出绩效审计。而被点名部门的官员，则要到立法会的政府账目委员会接受聆讯，最重要的制衡方式是——如果被聆讯官员所在的部门知错不改，意味着第二年的预算很有可能被否决。

一篇介绍立法会的文章这样总结议事大厅的设计者有意无意中传达出的政府理念：“所有政治家都必须时刻牢记，虽然被赋予了管理国家的权力，但真正掌握权力的却是‘他们头上’的人民。”

“无权”的副处长

新闻处副处长梁太是我们在香港遇到的最后一位公务员，她以亲身经历对比了香港和内地的不同。她的表妹在深圳生活，表妹夫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职位越来越高，已经升迁到北京。每次梁太到深圳，都是车接车送。

“高干都有这个权利。”梁太说：“我们就不行，她来香港我没有车子，也没有这个特权。”

表妹的儿子从英国硕士毕业，她把电话打到香港：“表姐，你在香港做副处长吧，你能帮我儿子在香港找个工作吗？”

梁太答道：“真的有点难，我也没有帮自己儿子找工作。”

“她们这么位高权重，还要走后门才能有把握找到一份工作。”梁太说，“我没有这个权力，但也不用担心需要走后门。”

“他有实力就找一份好的，或者第一份工作不太好，干一两年可以凭实力去考一份好一点的。”

这就是梁太相信的价值观。

本文摘自【文化艺术报】2012年第54期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