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君臣官民祭

当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很复杂。最高决策者、实际战斗者、新闻舆论、国民情绪等等，都会对战争结果有影响。本文只在几个“节点”上简单对比和一叙。

当时交战双方的最高领导、制定战略方针的最高层人物——慈禧太后和明治天皇，是什么样的表现？

明治天皇：一个心愿，开拓万里海疆，布国威于四方。（2014年2月1日星期六车宏卿：愿景驱动）

1868年的明治维新，把近1000年来由幕府掌握着的日本，交还给了天皇。当时的天皇在日本和中国的皇权一样至高无上。

明治天皇掌权伊始，就颁布了这样的《御笔信》：

“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海疆，布国威于四方。”

这个掌握着日本至高无上权力的人，用什么来“拓海疆、布国威”呢？

1887年7月，明治天皇发布谕令：

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之事。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30万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2014年2月1日星期六车宏卿：日本天皇掏私钱以供海防之用，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却将海军经费挪作私人之用；境界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啊）。

谕令一发，举国富豪竞相效仿天皇，解囊捐款，不到三个月，海防捐款总额竟达103万之多。日本学者井上清说：“在天皇制的最初十年中，军事费恐怕要占全部经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1893年，明治天皇又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帑银，用于海军建设。而这，已经超过了皇室开支的十分之一。此举再次带动了日本政府和议员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做造舰。（2014年2月1日星期六车宏卿：日本人的抱团儿意识，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学到？）

到甲午战争前，据说明治天皇甚至干脆用饿肚皮的方法，给他的文臣武将起“带头作用”。前线那些饥寒交加的日本军人，得知天皇每天只吃一餐饭的时候，人人涕泪横流，呼号喧嚣之声满营。

这是什么样的士气？

慈禧太后：一门心思，庆祝六十大寿。

当时，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是慈禧太后。光绪帝虽然名义上已经“亲政”，“然当甲午战事进行中，一切大计，仍由慈禧操之。”

1894年，将是慈禧的六十寿辰。清政府早就作出安排，“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钱哪来？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2014年2月1日星期六车宏卿：最高领导人带头腐败，这个国家还好得了？最高领导人如此境界，中国还能够有什么好结果？）。

战争前，从日本回来的中国人带回的日本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省下钱来建设海军的见闻，在京城里被传为笑谈。人们说：“毕竟是东洋小夷，这么干，也不怕让人笑话！”

战争爆发，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移回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太后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2014年2月2日星期日车宏卿：电视剧里表达出来的话：“谁要是惹我不高兴，我可不饶他”）直到朝鲜战场失利，北洋海军严重受挫，慈禧太后才不得不宣布庆辰典礼在宫中举行。

到1894年9月26日，清军败退抵鸭绿江以北的中国境内，朝鲜全境为日本所控时，李鸿章上折要求提取从1888年起打着海军名义筹备、实际一直被中央扣在手里生息以建颐和园的260万两银，才获得150万两紧急军费。而这时黄海大海战已经打完，北洋舰队损失惨重。

1894年夏历十月初十，慈禧太后在宁寿宫庆祝她的60岁生日，紫禁城内听戏三天，诸事一概延搁不办。就在群臣匍匐在地恭颂“老佛爷”万寿无疆的时候，日本军队攻占了大连。

这是什么样的心情？

天皇和慈禧对海军的不同态度，造成了海军的如下发展：

中国北洋水师：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时，共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是当时世界第八（也有说是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此后到甲午之前没有再添新舰，连炮弹都没再买。在此期间，重修颐和园花费数千万两白银，光绪皇帝大婚，花费白银550万两。1891年户部尚书翁同和奏准暂停南北海军购买外洋枪炮船只3年。因此在开战时的北洋海军已经没有多少“大舰巨炮”优势可言，很多应进行的更新工程也未能进行。

日本海军：1882年，日本海军还只是鱼雷艇和二千吨以下的近海铁甲舰为主，无大型铁甲巡洋舰。1890年时，日本海军的总排水量17000吨，比北洋舰队的总排水量少10000吨。到1894年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已经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59000余吨，和北洋舰队大体相当，而航速、射速等均胜过了中国，只有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可对日军造成较大威胁。

两个领导人的表现，直接决定了两国海军的优劣逆转，也直接决定了两国军队的士气高低。

李鸿章：任命了胆小鬼，制定了坏原则。

时任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甲午战争的实际战略指挥者。

胆小鬼叶志超丢失了整个朝鲜。

1894年7月25日夜，日军向驻朝鲜牙山的清军发动进攻。刚一开战，牙山清军主将叶志超就弃守牙山奔逃平壤。

荒唐的是，这位善于逃跑的叶志超，因是李鸿章的淮军嫡系，又被任命为朝鲜驻军和平壤战役的总指挥。（2014年2月2日星期日车宏卿：在既集权又腐败的体制下，有权力提拔人的人，都愿意找听话的人来当部下，听话的人，大多数又是平平庸庸之人。所以，出现叶志超这样的人和犯了错还得到重用这样的事，一点都不荒唐。）

9月15日，大东沟海战前两天，日军大举进攻平壤，叶志超这次又想弃城而逃，但被将领左宝贵用亲兵强行扣压，严密看管，防止他乘机逃跑。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左宝贵当时的心情。打仗打到要用亲兵拘押自己的顶头上司以免他逃跑的份上，是不是也是战争史上的奇景呢？

左宝贵牺牲后，叶志超上演了千里大溃退，一路狂奔、越过鸭绿江。

后人评论说，当时的中国军队在平壤只要能坚守几个月，就可以扭转整个局势。当时，中国守军子弹、粮食堆积如山；而日军粮食少，子弹少，伤亡也比清军多。日军已经开始在议论还要不要进攻平壤。最后决定，再攻一天攻不下，就撤军。可就是在这时，叶志超逃跑了！

在叶大帅的带头逃跑下，清军溃不成军。在日本人眼里，“中国军队就像一群被人逐杀的猪”！

由于叶志超在朝鲜战场的溃败，战火很快就烧到了中国本土。

胆小鬼赵怀业把大连奉送给了日军。

大连湾炮台位于黄海要冲，地形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该炮台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军工技术和式样，当时被称为北洋精华。

10月24日，同样是淮军嫡系的大连湾守将赵怀业，得知日军日渐逼近，万分惊恐，不思加紧备战，反而派人把军粮、军服运到烟台，换成白银，化成私财，连同家眷运往烟台。

11月6日，他闻讯日军即将来战，胆子吓破，竟没放一枪一炮，丢弃大连湾炮台群，慌慌张张逃向旅顺。

负责进攻的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曾认为攻占大连湾必然是非常困难的一场恶战。为了减少伤亡，他要日本联合舰队助战，以海陆夹击的方式摧毁大连湾的炮台群。不想在11月7日开始进攻时，清军只有少数军兵遥放几炮，便悉数逃走。日军轻取大连湾炮台，获得火炮100多门、炮弹246万枚、德国新式步枪600多支、子弹3380多万颗，还有马匹、行帐、粮食以及没有启封的快炮等。这些装备都成为日军日后攻占旅顺的物资保障（2014年2月2日星期日车宏卿：这就是没什么别没魂的一个有例见证。没有了魂，好东西也会给丢得一干二净；拥有了魂，没什么也能够得到什么）。

更有甚者，赵怀业逃跑时，连清军的水雷分布图都没带走，使得日军轻松地照图清除了大连湾中的水雷。于是，从11月9日起，大连湾码头成为日军进攻旅顺的后勤补给转运站。

赵怀业给日本人送了个多大的厚礼啊！

当时的胆小鬼还有一些海军、陆军的将领，有的人逃跑的速度，连日本的追兵都追不上！

一条坏原则捆住了海军的手脚。

李鸿章在大东沟海战后，给丁汝昌下了一条荒唐“原则”：“责令汝昌严守镇远、定远两铁舰勿损伤”。应该说，要保护好这两艘北洋舰队的命根子，也没什么不对。可是，打仗谁能保证军舰不受损呢？（2014年2月2日星期日车宏卿：邓小平同志曾经谈道：“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在大东沟海战后，镇远和定远两艘主力舰还有很大的战斗力，如果主动出击，去同敌人殊死搏杀，战争结果也还难料。遗憾的是，丁汝昌很僵硬地理解了这条原则（2014年2月2日星期日车宏卿：用现在管理学里的一个词来说，这叫执行力），没有让舰队出海巡航和去决战，于是所有的军舰都成了停在岸边挨打的固定目标。最后，北洋舰队所剩舰只全被日军掠走，成了日本军舰。

写文至此，忍不住为镇远、定远一哭！

这两艘当时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军舰，这两艘当年日本人谈之色变的军舰，这两艘日本儿童都在玩“打败定远、打败镇远”游戏的军舰，一被自己炸沉，一被敌人俘获，成为人家的主力舰，并为人家耀武扬威服役15年！

两艘巨舰如有灵，是否也为此一哭？

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的共同幻想：列强调停。

朝鲜战场失利，黄海大海战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其实还没有影响全局。日本人是倾全国之力一击，后勤等等都有很大问题。以当时中国的实力，坚持一段时间，两方的形势就会发生变化。

可惜，慈禧太后、李鸿章等，都有一个幻想：认为“列强”会站在中国一边来“调停”。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依赖外交斡旋，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李鸿章说，“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结果是贻误了军机，影响了士气。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些列强实际上已和日本人背后达成了交易，这些早对中国虎视眈眈，垂涎三尺的家伙们，已经在磨刀霍霍了！

军官：无战争准备的将领们。

前文讲述了不少海军将领在激战时壮烈殉国、令人感动，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在战争之前，确实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述：

关于丁汝昌:“虽为海军统帅，而平日宿娼聚赌，并不在营中居住。”“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关于内部团结：“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轻（丁汝昌）其为人，不服调度。”（2014年2月2日星期日车宏卿：又没有思想准备，又不团结，怎么能打胜仗？）

关于官兵：“所有官兵都携带家眷住在陆上，把兵舰当作一个衙门，点卯应粮。”“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镇远、定远舰上的士兵，常在舰炮上张晒衣裤。”

关于军舰的“多种经营”：1891年“中国炮舰和运煤船从事旅客运输业务”以谋利，1892年、“大批军舰定期运送旅客”。

关于弄虚作假：按惯例，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每逢此时，北洋舰队所有的船舰和大炮都被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真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关于军舰：“1888年原本预订购入300箱炮，后因为军费不足，北洋海军只购入了3发炮，”“从前拨定北洋经费号称二百万两，近年停解者多，岁仅收五六十万。”“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业已无可驶用。”

关于军备后勤：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的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供给海军的弹药不合格。梁启超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廉明，谁能信之？”

平时不备战，战时必被动。在大东沟海战中，虽然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装备有鱼雷管3—4具，除福龙号对西京丸号攻击未成外，其余各舰都不曾实施鱼雷攻击。还有资料说，一干管带也全用错了炮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

依靠这样的军官，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备，这样的军舰，我们能指望打胜仗吗？

中日两国的媒体：

日本媒体：拼命鼓动战争比政府更激进。（2014年2月2日星期日车宏卿：现在又到了同样的境地；因为钓鱼岛，2014年或许成为特殊的一年）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在对外关系上，媒体比政府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和朝鲜动武。政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中国媒体：伪造新闻失去公信力。（2014年2月2日星期日车宏卿：报喜不报忧，以及制造假新闻的丑陋传统，成为欺骗领导人、葬送民族命运的大毒瘤）

当时中国的不少报刊上把清军在朝鲜牙山的大败说成“牙山大胜”，其实是假新闻。路透社没核实，直接转发，结果沦为行内的丑闻，公众信用也受到极大挫伤。假新闻多了，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伤害，后来当“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的。连李鸿章战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都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真事。

中日两国外交官和外交手段：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在战争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写东西。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还专门组织在美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中国威胁论等等，试图影响美国舆论，效果很明显。

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多数不认识ABC，在沟通中都存在问题，写稿更是困难。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几乎没有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文章。（2014年2月2日星期日车宏卿：通过中外外交官素质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外交官素质低下，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软实力低下；中国软实力低下，又直接造成中国的整体形象不佳）

1894年7月，《旧金山早报》记者采访清国驻当地领事，由于领事英文不好，他转而采访领事的秘书王先生。此君无论美国报纸如何刊登战况，都不相信清日之间发生了战争，每次提到2000名清国海军官兵因遭日军炮击溺水身亡时，他都会发笑。记者评论说，这个人从来也没有想过去核实，并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

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日本军方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日本在战争中，也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

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2014年2月2日星期日车宏卿：缺乏公开性、民主化、暗箱操作的思维方式，一旦用到国际力量，便成为葬送民族命运的又一大毒瘤）

显而易见，甲午战争中的外国舆论，一定对中国极为不利。（待续）